民族主义“愤青”：爱国还是误国？——第四章 极端民族主义其害有四
[转贴 2008-04-14 21:52:59]
学者：极端民族主义其害有四
政治学者萧公秦对这种民族主义的态度是要加以反对。他分析说，首先，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这种“受害意识”固然是激发我们民族奋力争取富强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任何现实的温和冷静的态度，将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状态中被解读为“对外软弱”，解读为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到头来，连务实的主政者也会被逼得要“顺应”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来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
其次，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激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走向“闭关锁国论”。实际上，自明清以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就存在着闭关锁国的价值倾向，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压力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唯我独尊的左派原则来解读不同文化的价值冲突，文化大革命高倡“反帝反修”的极左派就是如此。
第三，“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在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以后，海外新左派电子杂志《中国与世界》，甚至把1963年陈伯达主持撰写的“反修”文章《六评》祭出来，反对当今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反过来又会激起大洋彼岸另一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态度的反弹，并使该方中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同样受到压抑。
第四，在极端民族主义支配的精神氛围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机会主义者。这些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民众的情绪，转移人们对经济改革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前苏联就出现过这样一种趋势。当然，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出现。
政治学者萧公秦对这种民族主义的态度是要加以反对。他分析说，首先，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这种“受害意识”固然是激发我们民族奋力争取富强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任何现实的温和冷静的态度，将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状态中被解读为“对外软弱”，解读为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到头来，连务实的主政者也会被逼得要“顺应”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来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
其次，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激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走向“闭关锁国论”。实际上，自明清以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就存在着闭关锁国的价值倾向，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压力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唯我独尊的左派原则来解读不同文化的价值冲突，文化大革命高倡“反帝反修”的极左派就是如此。
第三，“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在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以后，海外新左派电子杂志《中国与世界》，甚至把1963年陈伯达主持撰写的“反修”文章《六评》祭出来，反对当今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反过来又会激起大洋彼岸另一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态度的反弹，并使该方中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同样受到压抑。
第四，在极端民族主义支配的精神氛围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机会主义者。这些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民众的情绪，转移人们对经济改革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前苏联就出现过这样一种趋势。当然，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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